在我心中，龚先生就像一面旗帜

刘晓力

我最后一次见龚育之先生是2月28日。那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孙老师询问龚先生病情，孙老师告我，她是凌晨3点钟接到电话来到医院的，龚先生已经报“病危”。11点钟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睡着了的龚先生正在做透析治疗，周围是各类监测仪器和管子，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但是很快就听说他好转了，而且后来经历的几次大的危机时刻龚先生都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了。特别是整个五月份和六月初病情十分稳定，大家都特别乐观，等着孙老师通知我们可以去探视的好消息，盼望着龚先生能早日出院与我们相聚。不想，6月12日突然噩耗传来，那次竟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别！我知道龚先生已经竭尽全力与疾病抗争了半个世纪，而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坚持读书、写作、研究问题。

记得在此之前，已经发现有心衰症状后我去医院探望他，曾轻轻地问了一句，“龚老师您紧张吗，害怕吗”？先生微笑着，轻轻地说，“不害怕”。我当时看着他一脸的镇定和慈祥，心中有一种温暖和安全的感觉，知道他是以坦荡达观的胸怀面对生死的。但是，当我看到悼词中“捐献遗体和角膜”几个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先生真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我想，这也是先生为我们上的刻骨铭心的最后一课。

虽然每个学生未必都听过龚先生亲自讲课，大多数人是在学术报告、论文指导和阅读他的著作的过程中接触他思想的，但是他对学生的影响是潜在而深远的。记得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一次迎新会上，是1995年吧，龚先生谈到学生要读经典、要确立自己的研究目标之后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做学问要有里程碑式的贡献，当然，里程碑有大小，10里是里程碑，5里也是里程碑。先生的话是想激励学生要有远大目标，有所建树。我想，先生的一生不仅为中国理论界树立了许多不可超越的里程碑；先生的思想也指引着一批批后来者去建立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里程碑。在我心中，龚先生就像一面旗帜。特别是在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探索之路上，龚先生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努力对一个历史时期产生过深刻的现实影响，在学术上具有引领时代学术方向的作用。在科学与人文交融的领域，龚先生无疑是指引后继者不断前行的光辉旗帜。龚先生和学界前辈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是我们深感骄傲的，他们为学界确立的“高扬理性旗帜、传播科学思想、探索理论前沿、关注社会现实”的学术传统更使几代人深受教益。到了晚年，最令人敬佩的是龚先生无怨无悔、一以贯之的追求理性和捍卫科学精神的坚定信念。

先生宽广的学术胸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他深厚的史料功底是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的。他对于任何问题和观点的评价都要寻求严格的事实或逻辑的依据，从不妄加评论妄下断语。近些年来，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有很多争论，自然辩证法界不曾读过一部SSK著作、甚至对SSK丝毫没有了解就随意评论的人大有人在，但龚先生却是以一种严谨和宽容的学术姿态对待国内的SSK研究的。记得2003年，北大中心的一名博士生完成了一篇关于SSK的博士论文，依先生的学术立场他会对这种具有相对主义倾向和后现代特征的SSK理论不屑的，但龚先生欣然答应参加答辩会。在会上他不仅认真倾听了答辩人的陈述，对许多观点认真询问具体依据，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先生当时对《高级迷信》等与SSK相关的文献已经很熟悉了，但仍然非常谦虚地向我们在场的人详细了解了目前国内还有哪些他不知道的关于SSK的著作出版，一一记下了书名。四个月之后在他撰写的那篇有着广泛影响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长文中，龚先生对SSK的观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立论有据的评论，其中参考了答辩会上我们提供给他的文献。我想，先生一定在短短的四个月里做了不少功课，对SSK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清理后才严肃而负责任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宽厚的学术胸襟、没有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没有谦逊勤奋的学习态度、一个日理万机的七十几岁高龄的人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让我难忘的另一件事是，2003年12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召开成立大会，作为中心主任，我向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史界许多专家学者发出了会议邀请。记得龚先生是刚刚从海南出差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就拄着拐杖与孙小礼老师一起来师大参加会议并做了简短的讲话。

龚先生讲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很多人感动，他说，“首先抱歉，迟到了。昨晚很晚才从海南回到北京，觉得疲劳，本来不想来，但我还是来了，因为这是一件好事。”接着他讲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讲人文精神要联系历史，有根有源，有流变有发展。人文精神发展到现代，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不去考虑现代科学意识，只限制在人文本身的概念、范畴和思想习惯内部思考就缺乏了现代意识。科学发展到现在，也要特别强调高度的人文关怀。科学，归根到底是为人的问题——为了人的价值、人的生活质量，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如果离开了人这个目标，科学就会成为科幻小说里所写的怪物。一些人只讲人文精神而不太注意科学意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对待科学的态度是忽视、漠视和敌视，这是不符合现代意识，不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精神关怀的科学精神，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

据我所知，那次会议恐怕是那几年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会议规格最高，参会人员最全的一次。当时既有龚先生、孙小礼、范岱年、王梓坤、黄祖洽等前辈，也有许多中青年的学科领军人物，他们的支持对我们新生的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真是莫大的鼓舞，我这个学生对两位导师为推动中国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事业不遗余力的付出更有说不出的敬仰和感动。

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学术活动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庆典。中心是龚先生和孙老师等一批前辈对于科学人文相融合在中国的学科建制化所做的一大贡献，当然也是两位导师的心血所在。那天先生是发着烧抱病赶来参加会议的，知情的学生们都担着一份心看着龚先生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后才因为身体太虚弱提前离开了，当天他就住进了北京医院再没有回来。今天想来，那次真成了先生与科学技术哲学界众弟子和战友同事们的一次集体告别！

我从北大毕业之后的这十年里经常有机会到家里向龚先生和孙老师当面求教，我和我的家人得到了两位导师太多的鼓励和帮助。我想，在与先生的交往中我们随处可见他的勤奋、他对理想的执着。从龚先生的言行中我们不仅领略了他的博学多才、他对学术的严谨、他对历史的尊重；更领略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宽广胸怀和他的大家风范。我想，作为官员中的学者，他是最有远见卓识、最具理论修养，也是最严谨的学者；作为学者中的官员，他是最正直、最执着于信念，也是最讲真话的官员；作为师长，他是博学智慧、最有宽厚之心，也是最愿提携后进奖掖后学的师长。他为政、为学、为人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情怀。

愿龚先生永远安息。

先生那银发飘飘、儒雅、睿智、慈祥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内心深处！